疫情纪年，当开始与结束不再泾渭分明

“疫情是从哪一年开始，又到哪一年结束的？” 这看似简单的一问，却像投入时光深潭的石子，激起的涟漪一圈圈荡开，难以平息，我们渴望一个清晰的纪年，一个如史书般斩钉截铁的起止日期，好为这段集体记忆装上整齐的书签，当试图标注时，却发现那条分割“常态”与“非常态”的界线，早已模糊不清。

若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刻度,起点或许可锚定在2019年末，那个冬天，一种未知的病毒悄然显现，警报在武汉、继而全球拉响，2020年1月30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构成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，这一刻，疫情以不容置疑的姿态，撞开了全人类的大门，那么终点呢？是2023年5月5日，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之时吗？这确是一个官方的、象征性的句点，但句点之后，问号并未消失，病毒并未遁形，它以另一种节奏继续流淌于生活之河；我们心中的那根弦，也并未随之松驰。

可见,疫情的“开始”与“结束”，远非单一维度的时间点，它至少在三重轨道上，以不同的速度行进、交叠，并最终解耦。

第一重,是科学的轨道，这里记录着病毒的变异轨迹（阿尔法、德尔塔、奥密克戎……），疫苗的研发与接种速度，以及治疗方案的迭代，这条轨道相对清晰，随着群体免疫屏障的建立和毒株致病力的演变，科学意义上的“紧急状态”得以解除，但科学也告诉我们，终结不等于消失，新冠病毒已加入人类常规呼吸道病毒家族，这意味着医学意义上的“结束”是一种转化，而非消失。

第二重,是制度的轨道，这体现在各国防疫政策的启动与退出：封锁、管控、健康码、行程卡、隔离政策、入境限制……这些强有力的干预措施，曾深刻塑造了社会生活的形态，它们的逐步松绑与取消，构成了制度层面“结束”的标志，这条轨道布满沟壑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步调差异巨大，甚至反复，制度上的“结束”因而是一个参差的、非同步的过程。

而最深邃、最绵长的，是第三重轨道——个体与集体记忆的轨道，这里的“开始”，或许更早：是第一次听闻远方消息时的不安；是口罩成为出门“标配”的那一天；是告别与重逢都隔着一米距离的瞬间，这里的“结束”，则遥遥无期，它结束于最后一次扫码出入公共场所的遗忘，结束于某天突然意识到不再囤积消毒液，结束于对“隔离”一词条件反射般紧张的消退，但它又从未真正结束：它烙印在失去至亲的家庭的悲痛里，镌刻在“网课一代”学生的青春记忆里，流淌在人们对健康、相聚与不确定性的重新理解中，记忆的“结束”，是一场漫长的消化与和解。

疫情纪年的真相,或许在于接受这种起止的模糊性与层次的多样性，我们并非从一个绝对正常的“之前”，跌入一个绝对异常的“之中”，再完全跳回一个恢复如初的“之后”，疫情更像一场大地震，它剧烈的震波（紧急阶段）终会过去，但地貌已被永久改变，余震（病毒流行、心理影响、社会变迁）仍将持续，我们不是在等待一个纯粹的“结束”，而是在学习辨认并行走于这片“后震区” 的新地貌之上。

这片新地貌上,有些事物可能永远改变了：远程办公与线上生活的常态化，对公共卫生空前的关注，全球协作与裂痕并存的复杂图景，以及个体生命中被迫调整的轨迹，而寻找“结束”的意义，或许不在于找到一个可以圈出的日期，而在于我们如何承载这段记忆，并从中生长出新的韧性——无论是更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，更懂得珍惜的日常，还是面对不确定时更从容的内心。

当后人问起：“那场疫情，是哪一年开始，哪一年结束的？”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回答： 它始于2019年，但深刻改变我们的时刻各有不同； 它于2023年告一段落，但真正走出它的路途，我们仍在丈量。 历史书会写下宏观的起止，而生活的史诗，早已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次如常的呼吸，每一个无需口罩的微笑，和每一份对“如常”背后代价的懂得之中，疫情纪年，最终是一段关于失去、重塑与前行的共同记忆，它的终结符，将由未来如何定义这段历史来书写。